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近代化过程中，英国贵族阶层在社会变革与转型的浪潮中，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甚至一度还被加强。贵族阶层在长期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积淀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风貌与文化身份，那就是贵族精神与绅士风度。贵族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对民族和国家的主人翁责任意识。贵族精神人格化的外在表现即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绅士风度。贵族精神与绅士风度实际上成为英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不断得以继承和发展，成为不列颠民族共同认可的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和外在风貌的主要体现，这对于培养人们的精神内涵和行为方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贵族阶层在社会各方面的优势地位，与贵族精神中主人翁责任感、忠君爱国等品质相一致，绅士风度的首要表现就是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并非盲目的自信和虚无的高傲，而是来自于高贵的血统，来自于奢华威严的门第，来自于良好的教育，来自于稳重守成的保守，来自于文化上的自信。一个人的自信心是其行动的内在动力，决定了其行动起点的动能和态势，甚至可以决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绅士风度的出发点正是高度的自信心，是敢于迎接挑战的决心和勇气，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智慧和毅力，是处乱不惊的沉着与冷静，是面对胜利的谨慎和理性，是面对失败的坦然和思考。诸如起源于中世纪骑士阶层的决斗，也是后来形成绅士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双方决斗的结果必然有一方失败或两败俱伤，但双方都有着高度的自信心，都怀着必胜的信念而坚信在决斗中倒下的是对方，胜利的是自我。一场看似简单的决斗却蕴含着两个充满自信的强大的自我，是对挑战和对手的藐视，是大无畏的勇气甚至对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无所畏惧，是对爱情或真理超越生命的向往和崇尚，还包含着一种光明磊落、公平竞争、平等对决的手段，赢要赢得光明正大，输要输得尊严体面。后来的绅士风度也批判地汲取了骑士决斗的某些精神，如高度的自信心和强大的内心世界，正大光明和公平公正的斗争手段，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为了正义和真理的牺牲精神。正是这种绅士风度的优越感和自信心，才激励着一个个英国人在各个方面有了拼搏竞争的动力，敢于扬帆远航，驶向人类从未进入过的海洋；敢于披荆斩棘，攀上人类从未到达过的山峰；敢于执着思考，提出前人未曾想到的学说理论；敢于实验创新，攻克前人不曾解决的技术难关；敢于将这种绅士风度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主人翁责任感，是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认同和自信，是对国家和民族无比的热爱与忠诚，是致力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奉献精神。与此相适应的是英国在近代世界舞台上主导地位的确立，是“世界工厂”的建立，是“日不落帝国”的形成。在进入20世纪之前，英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主导性力量。国家实力与绅士风度两方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绅士风度激发着人们的爱国奉献热情，团结凝聚着民族力量，促使人们为民族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积极贡献力量。而国家的崛起又强化着整个民族的绅士风度，增强着整个民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其实质也是一种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使不列颠民族不仅在国内满腔热忱地投身于各项建设事业，而且有信心走向世界，在文化传播、海上探险、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等各项活动中敢于拼搏并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不列颠民族的绅士风度中所体现的民族优越感并非像有些民族所宣扬的“种族优越论”。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绅士风度中所体现的民族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自然传承，以文化的力量彰显其民族的优越，用先进文化来征服落后文化，虽然在目的上也有民族利己性，在方式上也不排除使用武力，但结果往往却伴随着文明和进步；而“种族优越论”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和虚无主义的自负，以暴力来显示其民族的优越，肆意践踏其他弱小民族的权益，充满着血腥和掠夺。

　　绅士风度并非一个贵族或绅士所表现出来的一举一动，而是过去主要由贵族阶层所表现出来的良好行为品质的集中体现，是被全社会认同的贵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是被人们普遍所肯定并接受的优秀的行为规范。绅士风度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讲究而得体的衣着、优雅而高贵的精神风貌、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文明礼貌的行为准则。贵族制度从起源到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界限森严的等级特权制度，从爵位名号、佩带纹章、衣着服饰、侍从排场、座位次序到门第住宅、马匹车辆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和区别，普通民众在这些方面不得仿效僭越，从而来保证贵族阶层的特权及心理上的优势，彰显其社会地位的与众不同并造成凌然在上的高贵势态。贵族的社会交往、婚配关系、活动范围大多集中于贵族阶层或贵族集团内部，除非特殊的场合和需要，一般情况下并不与普通民众有过密的来往。贵族阶层在其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形成了特殊的社交礼仪和规范，构成了贵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议会的上院还是贵族私人交往的社交场合，贵族们都极为重视自己的爵秩地位和尊卑等级，力求用服饰、礼仪、言谈、行为、举止等外在的表现来传递自己的等级地位、思想观念、学识素养、气质风度乃至能力水平，由此形成了为社会民众羡慕并效仿的绅士风度。当然贵族阶层这种外在的风度是其内在精神品质的真实具体的表现，并非装腔作势地虚张声势，而是其高贵优越的地位、丰富渊博的学识、坚定强烈的自信、高尚良好的修养等贵族文化内涵在行为上的自然表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贵族逐渐成为天然长上，他的言行也成为民众的表率。在这样的环境下，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一种追随目标。向上等人看齐，逐渐成为社会风尚的取向。”〔4〕

　　在传统社会的观念中，贵族的“高贵”品质是由高贵的血统、优秀的品行、优越的生活方式、卓越的社会贡献诸多因素集合而成。与此相应，爵秩这种体现贵族品格的形式亦具有了某种庄严高贵的色彩。整个社会，无论是封赐者、受封者还是追求者乃至普通民众，都对贵族的内在品格和外在显现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的认同。由此之故，贵族阶层一直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尊奉的模范。贵族成员豪华的气派、慷慨而潇洒的风度、优雅的举止、文儒的谈吐皆为中产阶级极力模仿的范式；贵族的府邸是社交的中心，艺术的殿堂；贵族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活的最为典雅的代表。而实际上，贵族内心充满着极度的自私自傲。傲慢与偏见可谓是其精神世界最为明显而顽固的特质本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阶层，凭借庞大的地产家业和手中强大的政治权势，以种种方式、手段控制甚至引导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5〕

　　贵族精神及其文化虽然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参照系，但却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贵族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及高贵地位，将自己的社交活动严格局限于贵族阶层内部。社交活动的中心也极为有限，平时主要集中于贵族们的宅第，在议会召开时主要集中于议会上院，高爵位贵族特别是公爵、侯爵、伯爵等往往担任宫廷或地方的要职，或在军队担任高级将领，是君主统治的股肱之臣，因而也经常奉诏出入宫廷。绅士风度主要表现为严格考究的服饰，蓬勃向上的风貌，威严整洁的仪态，谦虚谨慎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胸怀，虚怀若谷的气度，温文尔雅的气质，彬彬有礼的言行举止。但是因为贵族们的社交圈子极为有限，绅士风度虽然为人们所仰慕肯定，但其社会影响主要局限于贵族阶层内部，其影响扩大的契机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勃兴。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多样化也促使贵族们社会活动的增加和社交圈子的扩大。贵族们在新兴的经济活动中不得不直面日益崛起的市民、富裕的租地农场主、地产日益扩大的乡绅、约曼等无爵位的普通民众，而且很多贵族因为参与新兴的经济活动本身也逐步成为新贵族，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贵族阶层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局面也日益被打破，贵族的家庭教育逐步让位于公共教育，教会教育也让位于世俗教育。贵族子弟也走出富丽堂皇的家宅，进入公学或大学，与普通市民的子弟同处一室接受公共教育。“尤其是贵族子弟所占比例最高的伊顿和哈罗公学，所培养的学生的精神气质在建立不列颠帝国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然，这种精神气质是非学术性的，而是要求受教育者在行为、言谈和仪表等方面都必须合乎其阶级地位和意识的规范。这种精神气质在以后英国官场生活，乃至国际活动中树立了一种行为标准，并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英国社会的其他阶层。”〔6〕

　　绅士风度的影响也突破了贵族集团的狭小范围，成为普通民众普遍接受并学习效仿的行为规范。“在以前的时代，精英文化主要集中于王室，体现在富丽堂皇的建筑，奢华的陈列、精致的艺术品，由这些组成了熠熠生辉的舞台，皇家的悲喜剧就在这舞台上演。这些艺术从传统上以来主要依靠王室和贵族的赞助，从17世纪晚期开始，这种上层文化逐步走出朝廷，走进城市多元化的空间——走进咖啡厅、阅览室、会议室、俱乐部、艺术馆和音乐厅；从以前王室的仆从变成了一种商业活动的参与者。”〔7〕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交往的方式，而且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加深了联系的程度，使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集团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打破以前自然经济时代自我树立的藩篱屏障，在商品和市场经济中日益密切地联结在一起。伴随人们社交对象的日益扩大，社交活动的日益频繁，社交场所的不断增加，也需要一整套健全的社交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言行，规范人们的举动，创设和谐愉快的社交环境，使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坦然以待，友好相处，提高社交及协作的效率，从各项社会活动中满足自己不同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因为贵族阶层长期以来在社会各项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体现贵族精神的绅士风度自然成为各阶层学习效仿的榜样。以前局限于贵族阶层的上层文化逐步发展演变为大众文化。“在17世纪晚期，城市生活的时尚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交往的规范，那就是礼貌。在一个商业及利益关系渐趋浓厚的社会里，党派竞争也日趋激烈，礼仪代表了一种现代社会追求和谐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时代观。礼貌将使英国社会交往的主流发生改变，从积极的公民意识和神圣的爱国主义、隐喻庄严色彩的自我否定和政治斗争转变成淡化党派意识、更为和谐友好的模式。”〔8〕礼貌是培养良好行为举止的规范，不需要刻意造作的礼节，不需要高贵的品位，也不需要追求时尚的潮流和奢侈的物品。礼貌为社会交往创设了基本的原则，被人们广泛地运用于新型的、广阔的城市生活中，诸如俱乐部、会议室、咖啡厅。〔9〕

　　绅士风度也表现为一种尊重他人甚至是对手的博大胸怀，这种尊重是出于人文主义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平等地尊重和对待每一个人的人格。贵族阶层的存在与发展是等级社会的产物，但是随着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观念也被贵族阶层所接受。在16和17世纪，“王室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是国王与贵族斗争与合作的竞技场。随着国王逐步减少最能体现其权力的武力行动，贵族也日益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崇尚学习和审美，正如过去对军事及勇猛的崇尚，王室也逐步成为文化和艺术中心”。〔10〕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有识之士努力追求一种人格上的理想平等，并为之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也就是绅士风度中所体现出来的庇护弱小、尊重女性、同情弱者、乐善好施、宽爱仁慈、慷慨大方的做派，实则是贵族精神中责任与担当精神的具体表现。中世纪时贵族是一方封土的领主，封土里的民众都是其附庸和部属，要向领主缴纳各种贡赋，承担徭役兵役；但贵族领主也是其封土里所有附庸的主人，有责任庇护其民众的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频繁的战争时期，贵族领主就是军事将领，要率领部众抵御侵略，保卫自己的家园。贵族领主经常还要自募武装力量跟随国王南征北战，贵族领主与附庸双方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体现出了统一性，成为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战时同盟，贵族要求附庸的将士忠诚勇武甚至勇于奉献牺牲，而附庸的将士则要求贵族领主能够不负众望，庇护下属。此外，中世纪时整个贵族阶层也是国家的主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均处于主导地位，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状况是进行在政治支配、经济控制、文化引导的结果，也就是民众的生活是贵族阶层主导与支配的结果，长此久远，贵族阶层就形成了对国家和民众的主人翁责任感，特别是贵族阶层在与王权的博弈中也不断取得胜利，以法律的形式对国王的权力作出了限制，在封建时代就建立起了庞大的议会机构并世代长期掌握上院的话语权，有效地阻滞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实则是贵族阶层与国王分享了政治权力。在英国，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中央权力的加强及国家机器的强化不是朝着加强君主权力的途径在前进，而是朝着加强议会制与健全内阁制的方向前进。贵族阶层世袭出席议会上院的权力并没有改变，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其经济地位也没有动摇。18世纪著名的托利派政治家博林布罗克曾把英国国家政权比作一艘巨舟，而“拥有地产的人是我们政治之舟的真正船主，而那些经营货币的人只不过是船上的乘客而已”。〔11〕议会制的加强除了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分享了政治权力之外，必然进一步扩大贵族阶层的权力，贵族阶层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自然有增无减，其人格化的外在具体表现就是庇护民众，同情弱小、扶危济困的慷慨风度。贵族阶层的自我意识中，民众就是贵族的根基，只有坚固而庞大的根基，才能支撑起贵族等级社会的塔尖，因而贵族阶层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民众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但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社会变迁，就是将所有阶层都与市场联系起来并将这种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有市场经济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分化，有分化就会形成，在特殊的环境下的生产和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贵族阶层有能力、有责任也有必要对生产和生活陷入困境的进行扶持救助，否则陷入困境的必然为生存铤而走险，危及现有的社会秩序，进而削弱贵族统治的基础。英国历史上较早较完整的《济贫法》，正是贵族阶层所倡导和支持的结果。1597年11月19日，议会任命了一个庞大而又有影响的委员会，就救济和扶助贫民问题进行立法讨论。该委员会的活动涉及13个法案，议会中一些著名的贵族人士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弗兰西斯·培根爵士、托马斯·塞西尔爵士和爱德华·柯克爵士，还有对贫民问题比较了解的爱德华·海克斯特和“贫民卫士”托马斯·罗斯爵士。委员会的会议在伦敦的一所法学院里召开，重点讨论了12个法案，标题如下：“建感化院，惩办恶棍和健康乞丐；为贫民征收一定数量的救济税；救济教区贫民、老年人、残疾人、盲人；救济监狱犯人和其他因偶然遭遇不幸而致穷的人；救济贫民；小额罚金；进一步救济士兵和水手；妥善地管理慈善院和用于济贫的土地；清除乞丐；反对私生子；为贫民安排工作；建慈善院或住所及贫民习艺所。”〔12〕最后议会产生了一系列从各个不同方面解决贫民和流民问题的法令，即1597年《济贫法》。法令对救济方式及各级官员的责权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救济贫民的工作主要由教会执事和济贫管理员负责；济贫管理员由治安法官在每年的复活节任命，只要有两名治安法官同意，济贫管理员就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救济贫民和流民。救济资金向“每个居民和每个土地所有者”征收。该《济贫法》经过了充分的辩论，集以往惩治和救济流民之经验，汇各教区市镇之教训，收纳了近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而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法令，被誉为“旧济贫法”的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就是在1597年法令的基础上对个别条款作了一些增补而形成的，而增补的条款在内容上与原来条款也无大的区别，以后十年又做了若干补充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济贫法》，使英国长期以来的济贫制度的主要内容从法律上得到确认和巩固，也为近代乃至现代英国社会的福利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通过议会1597年和1601年通过的《济贫法》，这一过程在都铎时期达到顶峰。该立法是通过向富余的教区民众征收财物以救济贫穷的民众，从而使这些贫穷的邻居不至于忍饥挨饿。这一措施不仅在大陆的城镇得以模仿，也激发了地方上扶危济困的创造精神。”〔13〕英国在现代之所以形成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与这种贵族精神及绅士风度也不无关系。

　　贵族阶层除了在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扶助救济贫民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外，在兴建学校、修桥补路、建造和修缮教堂、剧院、浴池等公共设施过程中也是主要的捐资者，对地方上公共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带头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贵族阶层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慷慨解囊。他们不仅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且给予多方面的庇护。“贵族对文化活动的庇护表现在各个方面，他们充当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师的庇护人，向文学、哲学、考古学等协会提供庇护。他们庇护文学创作活动，在物质上赞助那些献书助兴的作者。”〔14〕在1695年《出版印刷法》被废除之前，图书出版印刷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控制，贵族的庇护是各种创作成果得以顺利出版的必要条件，而且其资助也是各类文化创作的前提基础。16世纪英国戏剧的繁荣，也正是得到了贵族阶层的大力扶持。1574年，莱斯特伯爵创办了第一个专业性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广泛欢迎和赞誉。伊丽莎白女王自幼身受古典教育的影响，对古希腊的悲喜剧颇感兴趣，酷爱戏剧演出，在圣诞节等一些重要节日期间经常征召剧团进宫演出，哪个剧团能进宫为女王及大臣演出，不仅是对这个剧团演出水平和成就的肯定，也是赞助这个剧团的贵族的荣耀。这也推动了贵族从各个方面对剧团进一步的支持。之后贵族们竞相从剧本创作、剧团组建、戏剧演出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戏剧事业的发展，贵族也因剧团的声誉和演出活动而博得支持演艺事业的声名，有时甚至因此而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首肯和赏识。贵族对剧团的赞助为戏剧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剧院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庇护，更为重要的是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使戏剧走入了极其繁荣的“莎士比亚时代”。

　　17世纪早期，很多著名的作家都与王室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到18世纪，这种联系荡然无存。结果，为了谋生度日，他们不得不向贵族个人或普通大众寻求资助，很多人作出了这样的双重选择，将他们的著作献给贵族，从而得到贵族在金钱上的支持，但同时将自己的著作也尽可能地推向市场进行销售。〔15〕在绘画领域，“更为常见的是贵族成为庇护人和收藏家，收藏绘画和资助艺术家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贵族们加入各种学会和协会，进行观察实验，接受其他作者题献的新著作。如同其他领域的文化一样，对科学的支持将少数真正的热衷者和大批仅仅追求时尚的贵族集中到一起，后者主要是为了寻求作为新派人物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对科学起到积极作用的贵族是第五代达德利勋爵这样的贵族，他们对工业中的新技术革新提供鼓励和资金”。〔16〕贵族阶层对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慷慨支持，在近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英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也是贵族阶层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形成了绅士风度所体现出来的高雅的生活品位和文化追求。贵族阶层并非将自己所拥有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和消费，而是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宽广胸怀。绅士风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乐善好施和慷慨大方，也体现出热心社会公益的奉献精神和高尚的价值取向。

　　在英国近代史上，文化在推动整个国家崛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而贵族精神及绅士风度正是文化发展的引领性力量。一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其他方面成功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复杂而模糊的：一个国家可能有强大的力量，但不一定有较先进的文化力量，但有先进的文化，一般都具有较强大的力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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